从左翼人士到晚年“右转”：作家略萨的政治之旅

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 王鹏凯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我成长于这样一个世界：加西亚·马尔克斯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一同旅行，巴勃罗·聂鲁达本可以成为总统候选人，巴尔加斯·略萨成为过总统候选人，富恩特斯与比尔·克林顿共进晚餐。如今的作家不再有这样的角色和地位了，略萨是最后一位。”

出生于70年代的秘鲁作家圣地亚哥·龙卡略洛（Santiago Roncagliolo）曾经这样说道。

随着略萨的辞世，曾经深刻影响世界文学的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一代作家几乎都已离开了我们。如龙卡略洛所说，在“文学爆炸”作家群出现前后，拉丁美洲从未有过文学与政治关系如此密切的时刻，在这个意义上，略萨又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他在写作和现实生活中更直接地涉足政治，尤其是在西语世界，他不仅是小说家，更是政治家、评论家，是一位影响深远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数十年时间里，略萨经历了数次思想与意识形态的转变，他坦然地面对这些变化，并持续写作，从他的身上，我们能看到世界文学持续已久的思考和争论：如何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离开60年代，拉美文学是否能够“爆炸”？

1953年，时年17岁的略萨加入秘鲁共产党，那一整年，他都在这个寥寥数人的党支部里狂热地讨论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与许多成长于50-60年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受当时拉丁美洲社会思潮的影响，年轻的略萨迅速成为一位左翼人士，高度欣赏古巴革命，并积极反对当时拉美地区的右翼威权政府。1963年，略萨凭借讽刺秘鲁军方的小说《城市与狗》正式踏入文坛，一跃成为最具才华的拉美作家之一。

也是在这一时期，几乎整个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都围绕着古巴革命团结在一起，他们不论种族、阶层和意识形态，都热情地投入文学创作和社会运动之中，富恩特斯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科塔萨尔的《跳房子》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都诞生于这一时期。古巴在当时还成立了“美洲之家”和拉美通讯社，意在使哈瓦那成为拉美的文化中心。

1967年，在接受西语世界最负盛名的文学奖罗慕洛·加拉戈斯奖时，略萨的著名言论“文学意味着不服从与反叛。”由此诞生，他还说，“在十年、二十年，或五十年后，我们国家将迎来社会正义的时刻，就像古巴那样，整个拉丁美洲都将从掠夺、剥削、羞辱和压迫它的力量中解放出来。”如略萨所说，古巴革命的胜利和拉丁美洲文学从60年代起取得的巨大成功是同步的。

不过，略萨在几年后改变了这一立场，他对古巴革命的热情走向冷却，其背后的直接原因是古巴革命的落幕，拉丁美洲的许多试图复制古巴革命模式的国家多以失败告终。略萨开始意识到，暴力革命并不是改善拉美社会状况的解决方式，反而会导致无数年轻人牺牲，助长了拉美各国的军事暴政。这一转变的标志性事件是1971年古巴诗人帕迪亚因诗集有攻击革命嫌疑而被捕入狱，此事造成了一代拉美知识分子的分裂，其中就包括略萨与马尔克斯的决裂——后者并没有在针对此次事件的抗议信上签名。

日后，略萨逐渐转向支持民主政体，并坦言自己深受自由主义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和卡尔·波普尔的影响。这不只是一种智识或学术上的兴趣，也更直接地体现在社会行动之中，他曾说过，自己从来不崇拜那些只愿意当作家的人，而是希望与现实世界保持密切联系。1990年，略萨更是作为中右翼候选人直接参与了秘鲁的总统大选。在持续三年的竞选中，他最终败给了阿尔韦托·藤森，后者成为了秘鲁政治史上颇具争议的一位总统，后因谋杀和绑架罪被秘鲁最高法院判处25年监禁 。这段经历使略萨在日后写下融合了自传、回忆录、论文和纪实报道的著作《水中鱼》，在书中，略萨从这段经历出发，区分了理想的与现实的政治生活：刚开始竞选时，他曾天真地认为搞政治靠的是理念和思想，但这其实是次要的，他感到法治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别，“在政治领域讲实话会让你变得无比脆弱，因为如果对手不遵守这种游戏规则，你就会站在对方的肮脏伎俩面前被打得体无完肤。”他将这视为自己败选的原因。

败选后，略萨继续回归文学创作，此外也持续关注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地的民主化进程，进一步反思思想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数十年时间里，略萨都在给不同报刊媒体撰写专栏文章和时事评论，话题涵盖了拉美民主运动、全球化进程、流行文化、女性处境等。他指出，即使如今的民主制度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仍没有哪个社会已经完全摆脱极端思想的威胁，“我们得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和法治，哪怕在最发达的国家也总是不稳定的，需要所有人去努力维护，这样才能避免陷入危机。”

写小说就等于是在用善对抗恶

可以说，略萨的写作经历与20世纪后半叶以来拉丁美洲、尤其是秘鲁的社会进程存在着密切的关联。略萨相信，是主题在挑选作者，某些故事会自然降临，它们以某种隐秘的方式联系着个体最根本的人生经验。对略萨来说，这些亲历的政治语境深刻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他清楚地意识到社会暴力与苦难对自己写作意识的影响。

略萨的小说主角总是那些激进的革命者，尤其注重刻画他们经历失败后的忧郁与绝望，以及独裁者和独裁政权对社会生活的不断腐化，最终酿成巨大的悲剧。他的小说总是在传递这样一种观念：权力是肮脏的，会生成脓疮，进而传染整个社会；小说中的语言离权力越近，就越肮脏，变得更口语化，并且使用许多让人恶心的象征和比喻。

在谈到《酒吧长谈》这部重要作品时，略萨表示，自己想讲的故事是腐败的独裁统治如何渗透进私人生活，摧毁人们的理想，“我想描写那种风气是如何影响到所有社会阶层的：寡头政府、中产阶级家庭以及其他大众阶层。我想把那时的秘鲁社会刻画出来，在那个社会里，独裁统治会影响到和政治距离最远的东西：家庭生活、私人生活、个人理想。如果不存在那种腐朽的政治权力，那种情况本来是不会出现的。”

在1980年代写作的《世界末日之战》和《玛伊塔的故事》中，略萨进一步表达了对意识形态的怀疑，尤其是在《玛伊塔》中，他通过一位信奉暴力革命理论却遭遇失败的左翼军人的细致刻画，批评了当时存在于秘鲁社会的极端激进思想。此时的略萨认为，所有意识形态都是虚构的，并没有提供任何现实的解决方案，他将这种形态称为“抽象的暴力”、“盲目的恐惧”。

在接受《巴黎评论》访问时，略萨更具体地谈论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他并没有将自己的政治活动和写作凌驾于文学之上，而是认为文学的影响维度更为长久，但与此同时，他指出作家无法隔绝于政治，尤其在秘鲁这样的国家，不同政治势力都在试图劝服人们接受某种观点，在这种情况下，作家要做的就是阻止政治侵入、破坏文学创作领域。

略萨在很多场合都谈到过法国作家萨特对自己的影响，“对于我这样一个出生在秘鲁这种欠发达国家的文学青年而言，萨特的思想实在是太震撼了。当时的第三世界、拉丁美洲、秘鲁的许多作家都在不停地问自己：在他们的国家里——受困于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譬如文盲率高、贫富差距大等——从事文学创作是不是还有意义？”在略萨看来，萨特给出的答案是，文学可以让读者乃至于全体大众对社会问题有更清楚的认识，因为写小说不只是把文学志向具象化，同时也是在社会斗争中做出贡献，从道德的标准来看，写小说就等于是在用善对抗恶。

这种影响不只存在于拉丁美洲与欧洲内部，长期以来，包括略萨在内的拉美作家被视为深刻影响了80年代以来的中国作家，莫言、残雪、余华、孙甘露等人所发起的先锋文学中充满了拉美“爆炸”文学的写作技法。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80年代中国文学对拉美的吸收是去革命和非政治化的，这使得中国作家在阅读这些作品时过于关注文本自身所包含的技巧、形式、语言的创新，而没能发现其中政治背景的重要性。

令人疑惑的晚年右转

但实际上，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略萨的政治观点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变，《雅各宾》（Jacobin）杂志称之为“匪夷所思的右转”（bizarre turn to the right）。具体而言，略萨在过去几年支持了拉丁美洲和西班牙不断崛起的极右翼威权运动。

一直以来，人们都乐于谈论那些曾经有过激进立场，但随着年岁增长逐渐转向右翼的作家，但略萨的演变相比之下更令人震惊。2021年秘鲁大选，略萨令人惊讶地支持他的政治宿敌、前总统阿尔卫托·藤森的女儿藤森庆子。在此之前，他一直都是藤森的坚定批评者，2011年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他还对藤森惠子的落选感到高兴，他表示：“如果藤森女儿竞选成功的话，也许会重复她父亲的错误，近10年独裁统治，造成了权力滥用、不尊重人权之类的事情。”

2022年巴西大选期间，略萨公开支持威权主义候选人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再前一年，他表态支持智利总统候选人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José Antonio Kast）——他反对同性婚姻和堕胎权，并对非法移民零容忍。但实际上，早在《玛伊塔的故事》中，略萨就塑造了一位同性恋主人公，这在当时招致了猛烈抨击，而略萨对这些批评的回应是，“那些文章表明对同性恋的蔑视和性歧视在拉丁美洲左翼人士心里是如此地根深蒂固。在这个领域里，右翼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就在2016年，略萨还称特朗普为“小丑、煽动分子和种族主义者”。

2023年5月，在墨西哥举行的一次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略萨赞扬了秘鲁当时的政治动乱：迪娜·博鲁阿尔特（Dina Boluarte）接替因试图发动自我政变而遭弹劾并入狱的佩德罗·卡斯蒂略（Pedro Castillo），成为未经选举、且支持率极低的总统，并在上任后迅速发起对原住民和左翼抗议的镇压，期间甚至派出警察进入略萨的母校圣马尔科斯大学，造成超过50人死亡。在同一场演讲中，略萨还谴责了左翼的“取消文化”。在更早些时候，面对西方社会的反性骚扰运动浪潮，略萨在报纸专栏中写道：“今天，女性主义是文学最坚定的敌人。”

对于略萨的这一转变，观察者们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这只是拉美地区政治和意识形态极化加剧的反映，包括略萨在内的新自由主义者正在顺应当下的保守化潮流，开始支持强硬派领导人。这被进一步阐释为整个拉美地区对民主的失望，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已经认为，“你只能选择喜欢那种威权主义，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

但也有人认为，这是略萨早已持有的内在观点，只是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终于得以表达，早在2010年，略萨就曾称赞美国保守主义的茶党运动，这样的观点也部分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在接受《纽约客》采访时，秘鲁作家加布里埃拉·维纳（Gabriela Wiener）表示：“我翻开他（略萨）的书，看到的满是种族主义和父权制。”对于这一解读，曾与略萨合作授课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鲁文·加略表示反对，他认为略萨的小说写作与专栏文章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分，不同于报纸专栏对于快速、简洁的要求，略萨在小说中试图传达的是“更细腻、多义、复杂的政治思考”。

略萨已经永远离开，对于晚年的转向，他没有给我们留下解答。不过，从今天回看略萨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略萨一直在关注新的时代问题，并对当下的政治和思想生活持续作出反思。如墨西哥裔美国作家伊兰·斯塔文斯（Ilan Stavans）所说，略萨一直是一位在不断消化权力矛盾的思想者，这反映在他不断变化的立场中，实际上，我们大多数人都比某个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标签所展示得更复杂——这种简单化立场的思想形态本身正是略萨所批评的。

略萨曾在普林斯顿大学授课多年，在一次课程的结尾，有学生问他，如果再写一部独裁小说，他会如何写作。略萨回答道，在未来，独裁者们很可能不再像《公羊的节日》里那样暴力粗鄙，而是会更讲究技巧，更先进，会慢慢地把个体手中的权利夺走，“当今世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专家，但人文主义者反而越来越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技术人才，但知识分子反而越来越少了。”这或许就是略萨给今天的我们留下的启示。

 

参考材料：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daily-comment/the-puzzling-increasingly-rightward-turn-of-mario-vargas-llosa

https://www.theatlantic.com/books/archive/2025/04/mario-vargas-llosas-political-journeys/682468/

Cole, Julio H. “Mario Vargas Llosa: an intellectual journey.” The Independent Review 16.1 (2011): 5-14.

《水中鱼：略萨回忆录》，略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6

《普林斯顿文学课》，略萨，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7

《巴黎评论·诺奖作家访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10

《拉美“文学爆炸”神话的本土重构》，滕威，《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