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发文缅怀文科杰出教授裘锡圭：曾提出治学需具备三种精神

5月8日，著名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文科杰出教授、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锡圭先生在上海逝世，终年90岁。

毕生致力于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整理研究

裘锡圭，祖籍浙江宁波，1935年生于上海。高中时，裘锡圭对清代史产生浓厚兴趣。1952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当时，古史分期问题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他认识到，若想深入研究上古社会性质，必须依靠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因此，决心专注于古文字的学习。

那时，古文字书籍大都卖得很贵，非穷学生所敢问津。裘锡圭只能通过借阅图书馆书籍、抄录和摹录甲骨拓本来学习古文字。大学四年中，他放弃午休，利用课余时间潜心研究，甚至星期天也多在图书馆度过。他抄录了《殷虚书契考释》《卜辞通纂》等重要书籍，并摹录了大量甲骨拓本，以此提升辨识甲骨文和运用甲骨文资料的能力，同时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学习金文。

研究生阶段，裘锡圭师从胡厚宣教授，专攻甲骨学与商代史。1960年研究生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从助教做起，逐步晋升为副教授、教授，担任博士生导师，并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2005年，裘锡圭带领团队回到复旦，出任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当时我们的语言文字学正欠缺古文字学这一方向，裘先生的到来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时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文科资深教授陈思和回忆。

裘先生毕生从事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整理研究工作，兼及文字学、古文献、古代史、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举世瞩目。他参与的重大出土文献整理工作包括马王堆汉墓帛书、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睡虎地秦墓竹简等，并完成湖北江陵望山楚墓竹简、曾侯乙墓出土文字资料等出土战国文献的整理工作。

20世纪70年代初，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量帛书、帛画、简牍等珍贵文物，举世震惊。其中，有字简帛文献达五十余种，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2014年，由裘锡圭主编，湖南博物院、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以下简称“集成”）对这批珍贵资料作了系统整理与注释。这一成果问世后，在学界引起重大反响。此后十年间，裘锡圭带领团队在充分吸纳新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对这批文献资料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于2024年出版了集大成之作——《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修订本）》。

裘锡圭广泛涉猎殷墟甲骨文、两周青铜器铭文、战国文字（玺印、货币、简帛、玉石等）、秦汉文字等各个门类，尤其擅长考释古文字资料中的疑难字词，所释甲骨文中的“远”“迩”“害”“柲”“弋”“虣”“畀”“求”“以”“因”“衍”“侃”等字，金文中的“履”“建”“绅”等字，战国文字中的“市”等字，都为学界广泛接受，并成为定论。

他撰写的《论“历组卜辞”的时代》《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等文，极大推动了甲骨学的研究进展；所撰《战国货币考（十二篇）》《战国文字中的“市”》《〈战国文字及其文化意义研究〉绪言》等文，是战国文字研究的典范之作。他的《文字学概要》一书是中国文字学领域的权威著作，出版以来先后印过40余次，总印数达25万册以上，并有英文、日文、韩文等多种译本出版。他的学术论文集《裘锡圭学术文集》及其续编收录其大量重要研究成果。

不久前他还说，“手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裘锡圭曾提出治学需具备三种精神：一是实事求是，二是不畏艰难、持之以恒，三是在学术问题上对己严格、对人公平。他注重自我纠错，曾公开承认并纠正自己对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鸟形盉铭文的误读，并在编纂文集时主动标注错误之处。他的学术品格和严谨作风为学界树立了榜样。

“裘先生对学术的热爱和高要求，是我们必须传承下去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说。

因长年伏案工作，裘锡圭饱受眼疾困扰，90岁高龄的他，尽管精力大不如前，却依旧每天工作2至3小时。“他说，‘我现在心里很焦急，手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前不久刚去探望裘先生的陈思和回忆。

而裘锡圭口中让他牵挂不已的事情，便是完成《老子》简注工作。退休后的他，重点专注于《老子》简注工作。就在今年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纪念日前夕，他曾表示，“我虽然已退休多年，但蒙学校领导和中心同仁不弃，还能和大家一块儿从事科研工作，这让我很高兴。我希望能在中心同仁的大力支持下，如期完成我所参加的《老子》注释项目。”

通过对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两种《老子》帛书、荆门郭店战国楚墓发现的《老子》简以及本世纪北京大学入藏的西汉中期墓葬《老子》简等前三种《老子》古本的整理和深入研究，裘锡圭对《老子》文本及思想逐步产生了新的理解。以《老子》今本第十三章的“宠辱若惊”为例，他指出“惊”实为“荣”字误读，其真正含义是“把辱看得跟荣一样可贵”，与“贵大患若身”相对应，后者表达的是“把大患（实指死）看得与生一样可贵”。

1995年出版的《中国文字学史》通贯古今，其中裘先生的学术成果占了相当大的篇幅。书中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甲骨文字考释上成就最大的是裘锡圭，“其所写的古文字考释文章，精彩纷呈，很少出现问题。考释命中率很高”。

“这是因为裘先生对文字发展的全貌有深刻认识，对许多汉字的形式、时代、内容、性质、史实背景，都有相当精到的研究。”复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陈剑教授说，用这样的态度去做学问，取得这样的成就不奇怪。

裘先生还有一个习惯，写卡片。卡片由大纸裁成，记录研究心得，写好后按不同的问题加以归类。看到新材料或新说法，哪怕是某人某个意见，也随时补入。几十年的光阴，裘先生争分夺秒记录了无数张卡片。

楼道里站满了来听他讲课的师生

裘先生回复旦时已70岁，除了带研究生之外，学校并没有安排他给本科生上课，但是他主动提出来，要给本科生讲一个学期的《古文字学》，一时全校轰动。后来即使先生“当中从不下课，每次都拖堂”，楼道里仍站满了慕名前来旁听的老师学生。

“裘先生授课非常严谨，逻辑清晰，层次分明，备课非常认真。”当时，出土文献中心研究员周波作为助教，每节课前都要到裘先生寓所取需要分发的资料，每到先生家中，他总会看到裘先生在一而再、再而三地斟酌改定讲稿。“基本上到上课的前一天，裘先生就不干别的事情了，只为次日认真备课。”时至今日，裘先生受邀讲座的手写大纲仍字迹工整，分发的复印件被当时听课的许多同学珍藏。

裘先生家中有张特制的书桌，高约1米。校稿时，他摘掉眼镜，低头贴近纸面，仔细审阅。他曾说，由于视力和精力都大不如前，自己难以再做拼复工作，“《集成》得以出版，青年学者是主力”。

一直以来，裘锡圭都很重视学生，对于他们的想法总会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刘钊回忆，自己曾在读研究生时向裘先生写信，希望能帮自己找一篇文章，没想到当时已是古文字学泰斗的裘先生居然很快就将复印件寄来了。

更令人津津乐道的，还有三轮车夫蔡伟。这位当时仅有高中文凭的古文字爱好者，在阅读裘锡圭发表于《文物》的《〈神乌赋〉初探》一文后，对文中“佐子”一词的释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佐子”应理解为“嗟子”，并致信裘先生。裘先生十分认可他的解释，不仅发文更正，还邀请他参与《集成》编纂。“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裘锡圭后来还联合其他教授向教育部推荐，使蔡伟得以破格录取为复旦大学博士生。

“如果我端一次架子，可能他们（年轻人）以后就不（和我）说了，那得有多遗憾？”裘先生曾说，年轻人如果对学术有真正的爱好，又有一定的基础，只要勤奋学习工作，并非一定要二三十年才能“出师”，有些十年左右就能达到很高水平。“一个学术单位有责任培养年轻人，创造学术第一的气氛和学风”。